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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对中华民族历史劳苦的自省,记剧作家孙德民

浏览次数:170 时间:2019-08-30

对民族历史艰难的自省——观话剧《雾蒙山》

时间:2012年06月04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万 素

◎这部剧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对题材的敏锐捕捉,更在于题旨的深化,提出了只有致力于人的精神价值的提升,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进程这一时代课题,具有普适性价值,能引发当代人对人类心灵本质的重新审视。

  ◎透过显露的叙事层面,经由矛盾冲突、戏剧结构、人物性格、个性化语言等感性认知与审美体验的牵引,观众的思绪在不知不觉中已进入到理性思考的潜隐层面,进入到现代人应如何面对民族历史自省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进入到人文关怀、历史感悟和文化反思的深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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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雾蒙山》剧照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河北省承德话剧团上演了河北省著名剧作家孙德民编剧的新作《雾蒙山》。这部作品对历史变迁中新一代农民精神层面的追求有敏锐的感知与发现,表达了创作者对我国广袤农村人口众多的农民群体情感、理想和期盼的殷殷关切。同时,这部作品又是站在时代认识的制高点上,面对20世纪中期那段令人心碎的民族劫难的历史自省和反思。

  《雾蒙山》讲述的是一个精神领域里“父债子还”的传奇故事。大幕开启,雾蒙山老村支书张松病亡入土时,积怨甚重的一伙村民们扬言:张春山要是不代他爹赔礼道歉、磕头认错就要“截灵”。舞台上两伙村民“起灵”和“截灵”对峙,这一剑拔弩张的戏剧情势迅即地把尖锐的戏剧冲突赫然推到了观众面前。这部作品中儿子要替父辈偿还的,是十余年来一直纠结在村民心头的那一笔一笔“人情债”,这是情感上的还债,精神上的还债,是抚慰心灵的还债!

威尼斯人平台点击登录,  实际上,生活原型中的张松父子两代人已颇具戏剧性。“文革”前张松曾担任雾蒙山老村支书,在极“左”思潮雾霾笼罩的小山村,在“阶级斗争天天讲”,“上纲上线”无处不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年月里,他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不自觉地推行了错误的思想路线,让不少村民们内心和情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也因此张松与老村长韩东、村民赵大有等结下了恩恩怨怨并殃及其亲属。然而十余年后,村民们对张松一家人的态度却有了截然转变。张松之子张春山不仅被村民一致推选为雾蒙山年轻的支部书记,而且在村子里威望极高。这事有点蹊跷,引发了孙德民极大的创作冲动。他紧紧抓住这一题材悉心地捕捉、发现与开掘。他以老一辈知识分子特有的赤忱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笔端流淌出的人物与事件倾注了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也渗入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感悟和深邃的文化思考。他力求让作品向哲理思辨的境界提升,以此引领当代人面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弯路进行自省,对剧中人物的戏剧行动做出更加符合当下社会心理的、更具当代意识的价值判断。

  谁能说,在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老支书张松不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带领雾蒙山的乡亲们修建四百亩大寨田,“战天斗地夺高产”豪情万丈;他当了一辈子农村基层干部,连公家的一个米粒、一根秫秸都没沾,临死前连自己看病抓药的钱还是从信用社贷的款;他“割资本主义尾巴”,猛批进城打工赚点零花钱的村民赵大有;他将一直与自己搭档的老村长韩东在高粱地里与富农女儿搞对象说成是“蜕化变质”,绝不留情地狠狠批斗,弄得韩东威风扫地从此在村里抬不起头;他“上纲上线”,把地主出身的赵华与儿子春山恋爱说成是“别有用心”,是要“把贫下中农子女拖下水”,因而粗暴地割断了这对年轻人美好的爱情;他为了表现自己以身作则、思想觉悟高,绝不让人说闲话,生生断送了亲生闺女青妹上大学、招工等锦绣前程,招致青妹受不了一次次残酷打击落下了精神残疾。张松的所作所为我们并不陌生,张松犯下的错绝不属于道德品质恶劣。他是这样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这样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为何在这小小的山村中却“洒向人间都是怨”?

  我们看到,张松的为人诟病、为人唾骂、为人诅咒,似乎在于他不够通情达理,在于他“不食人间烟火”,但刨根究底其实质全在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犯的错不是他一人的错,是忠诚地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路线造成的错,是那个时代所推行的错误的思想方法、错误的思维方式造成的错,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犯下的错。其实,张松自身又何尝不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呢?

  “父债子还?”“这不公平!”“历史的错能让我爹一人背吗?”在剧中我们看到,血气方刚的张春山一开头也咽不下这口恶气,他一咬牙,一跺脚,进城去闯荡天下了。这一走就是十年。然而亲情终究割不断,他毕竟是在雾蒙山长大的,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他都是那么亲切亲近,他怎能忘却雾蒙山对他的哺育之恩?

  张春山在山外闯荡的这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悄然发生变化。雾蒙山在春山的心里始终放不下,他无时无刻不牵挂。雾蒙山的乡亲们还没有走出极“左”思潮伤害下的心理阴影,至今仍沉溺于恩怨情仇的折磨中不能自拔……张春山不能无视这一切,他必须勇敢地面对过去,面对历史的过错,面对历史已经翻过的这一页。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在城里的生活,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雾蒙山。

  “春风地气通”“人和天地宽”。年轻的村支书张春山感受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前景的召唤,他要像他爹当年一样担当起领头羊的重任;他要抓住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机遇大展宏图,帮助乡亲们彻底改变山村的贫困旧貌,带领全村人走向共同致富的道路;他规划着要在雾蒙山建起板栗园和果品加工厂,还要组织富余劳力进城务工让人人的腰包都鼓起来;他不计家族恩怨,掏心窝子地挨家挨户寻访,替他爹赔礼道歉也反省自己曾经的过错和迷茫;他忍辱负重、以德报怨地劝说村民们忘记过去的恩怨,走出历史的阴影,跨过心头这道坎儿;他推心置腹地确认村里那些心灵受伤者的人生价值,使他们重拾生命的尊严。终于,张春山以他的真诚、阳光和磊落融化了村民们心底的仇恨,那些曾经要“截灵”的人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终于被打动,他们不再搅局,与春山一家冰释前嫌。村子里人与人之间那些几乎越系越紧的死结终于被松动、被解开,儿子终于偿还清父亲当年欠下的这些“人情债”。剧中的张春山志存高远、胸襟坦荡,他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直面现实,更敢于直面过去。他具有超越前辈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格,从这一人物形象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在这急剧变革的年代里,新一代农民已焕发出崭新的精神风貌。

  这部剧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对题材的敏锐捕捉,更在于题旨的深化,提出了只有致力于人的精神价值的提升,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现代化进程这一时代课题。话剧《雾蒙山》的题旨具有普适性价值,能引发当代人对人类心灵本质的重新审视。在叙事层面,剧作家已把饱蘸人文关怀的笔触探入曾经深受极“左”思潮伤害的一代农民兄弟心灵深处,试图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心去消弭极“左”路线带给农民群体的恩恩怨怨,去抚平他们心底难以愈合的创伤。同时我们感悟到,作品在不经意间已触碰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潜藏,触碰到极“左”思潮肆虐让人至今心有余悸,似乎已成为深深横亘在整个民族心底的那道伤痕。但它与“文革”后曾经一度涌现的“伤痕文学”又有不同。《雾蒙山》并不耽恋于村民们疗伤的悲悲切切、怨天尤人,更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你召唤,它鼓舞着已步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人们向前看、莫彷徨,洗刷掉历史旧账的污渍,携手和谐共进,意气风发地开创未来!从一代新人张春山果敢的作为和他高远的精神境界,我们分明看到了时代在前进。

  应该说,胡宗琪导演在二度创作中为这部现实题材剧作确立的舞台形式感是恰切的。舞台景观呈现出层层叠叠的大山深处,几座低矮、狭窄的小房子的视觉形象,直观地传递出长久以来压在村民们心底的憋屈和纠结;舞台调度采取一群一群村民们不时地在写意的空间里跳进跳出地窥视,忽而冷眼旁观忽而介入剧情表达应有的情绪反应,在写实与写意的纵横交错之间,这种独特的群众场面的不断反衬与烘托,构成了这部剧作独有的假定性,意味深长,耐人咀嚼;第七场,已故老支书张松墓碑前,韩东向老搭档敬酒唠嗑时张松灵魂的出现,及整场戏中张松与自己的亲人和村民们的超时空对话,打破了现实主义风格作品表现手法的单一,为这部剧作的舞台呈现涂上了一抹诗意,让台上台下的心灵呼应伴随着戏剧节奏起落更有韵律感。透过显露的叙事层面,经由矛盾冲突、戏剧结构、人物性格、个性化语言等感性认知与审美体验的牵引,观众的思绪在不知不觉中已进入到理性思考的潜隐层面,进入到现代人应如何面对民族历史自省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进入到人文关怀、历史感悟和文化反思的深层空间。

  在重温《讲话》的时日里,承德话剧团奉献出这样一部优秀剧作,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悟到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头活水。该团数十年来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得到了生活的滋养与馈赠。

  在众生喧哗中他独享清静,在物欲横流里他常怀梦想,行不乖但个性凸显,话不多却自有一种冲淡平和的味道,这就是剧作家孙德民给我的第一感觉。孙德民,8部戏曾获“五个一工程奖”,7部戏得过文华奖,3部戏获授曹禺戏剧文学奖,《雾蒙山》入选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年度重点资助剧目。这位辛勤躬耕于戏剧田野的大家,在谈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戏剧创作经验时,却非常谦虚,他认为自己似乎并没有特别的创作技巧方法可言,而且即使有也不见得适合每个人。但他却有一个最深刻的体会要与年轻戏剧创作者分享,那就是对戏剧一定要有一份执著的坚守之心,甘于清贫乐享寂寞,死死守住戏剧创作这块阵地,永不放弃。

  戏剧对孙德民而言是一个难解的情结,是一个一生追逐的痴梦。他从小喜欢看戏,常常因为看戏顾不上吃饭,有时候看戏,土戏台下人太多就会挤掉他的鞋帽。大学毕业之后为了追逐自己的戏剧梦,他放弃了高校老师的工作,转投戏剧,开始了艰难而快乐的逐梦旅程。不仅创作剧本,他还写剧评,为年轻剧作者修改作品,开展讲座……直到现在,他对戏剧的热情不仅没减,还与日俱增。孙德民说:“每一次看到自己创作的剧目上演,观众的掌声、欢笑与凝神注目,我都觉得欣慰满足,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生命也有了质感。”说这些话的时候孙德民的眼中流露着幸福的光芒。

  孙德民在家乡的承德话剧团一待就是几十年。他说,在最初的20年里,他写了几十部戏却从未拿过稿费。一来因为剧团比较穷困发展举步维艰,二来他还是团长,承担这个任务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戏剧创作受到影视挤压,许多剧作家都转投影视剧本创作,因为它们投入少效益高,剧本创作数量因而急剧减少,质量也不容乐观。“剧团要生存,就得有戏演,这是我当时最基本的生存理念。”孙德民说。作为一个专业作家,他却常常是在业余时间写作,在他的意识中从未有过“放假”二字,回忆起自己担任承德话剧团团长的日子,留在他记忆深处的就是一个“忙”字。演出时,他跟大家一起装台卸台拉大幕,甚至跑前台。到了乡下,跟演员们一起睡大通铺。演出告一段落,别人可以稍稍休息喘口气,他则又要投入下一部戏的构思。尤其是每年春节,当别人举家团圆放松心情的时候,他却进入“闭关”状态,把办公室的大门一关,遨游在自己的戏剧世界里,伴随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和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开始他新戏的创作。等过了年,大伙儿上班了,孙德民便会把一部散发着墨香的剧本摆在大家面前,让大家讨论,然后修改、投排。他的大部分剧作都是这样完成的,这几乎形成了他的创作习惯和常态,几十年来概莫能外。那时剧团经费紧张,很多资料都买不起,为省钱,孙德民常常奔走于各个图书馆,做好相关笔记。他说在写《懿贵妃》的时候,他在北海边上的北京图书馆查资料,中午累了就在公园的长椅上躺一会儿。

  “从生活到戏剧的耕耘,要像农民种地一样,向生活深深地弯下腰去。”在谈到对戏剧创作的真诚态度时,孙德民如是说。“戏剧创作要想鲜活,人物要生动,情感的冲撞要有张力,要包含对于人性的哲思,要发现寻常生活中不寻常的基点,要对熟悉的事件做一些陌生化的表达,我觉得深入生活是必须要坚守的创作之路。只有深入生活才能了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才会发现那些具有故事内核的戏剧种子。”孙德民的几十部戏都是深入生活创作出来的,哪怕是熟悉的题材内容,他也要去求证求真。孙德民的戏号称“山庄戏剧”,表现那份乡情乡韵,是传神的。他多次徒步深入山区,走几十里的山路,去采风去了解民情了解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为了创作《青松岭》他在那里住了半年多。为了创作《雾蒙山》,他在那个村子住了六年,熟悉村子里两代人的恩怨情仇,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的农民心理。或许,他比那个村子的村民更了解农村,更了解自己。

  另外,孙德民对于自己的作品追求精益求精,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历经数稿,反复打磨,即使获奖作品,他依然会多次修改,经历数年依然精进。像领风骚于一时的话剧《懿贵妃》10年后复排,愈加精致,取名《帘卷西风》。话剧《班禅东行》再加工两年后改名《圣旅》,16年后改编为戏曲《六世班禅》。孙德民虽然作为领导,但他对戏剧创作绝不是站在“岸”上指指点点,而是置身其中,不断反思学习,在求索中前进。虽然他许多时候是应院团和演员的邀约进行创作,但他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作家的主体意识,没有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做到了“遵命”而不“唯命”。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像一些“赶时髦”“追浪头”的作品那样稍纵即逝,而是独具美学价值,能够经得起岁月的淘洗。“当下的戏曲现代戏不少是话剧加唱,不能充分展示戏曲的艺术魅力,除导演、表演外,这其中也有剧本结构的问题。孙德民的戏曲现代戏皆符合剧诗的规范,因而舞台呈现既生活化又戏曲化,充盈着戏曲的美好精神。”这是戏剧评论家王蕴明对孙德民戏剧的评价。而且,孙德民的戏剧更多的还包含自己对于生活和人性的哲思,不仅是诗意的,是审美的,还是富含哲理的。这是孙德民对自己的创作要求的执著坚守。

  如今,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孙德民依然不肯停歇,而是铆足了劲继续在戏剧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评剧《从春唱到秋》、儿童评剧《小英雄雨来》,话剧《雾蒙山》,河北梆子《晚雪》《日头日头照着我》《女人九香》……只是今年就有他创作的多部戏剧作品绽放舞台且不断获得荣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撰写论文、到各地开办戏剧讲座、指导新人新作、提携后进……年逾古稀的孙德民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坚守在戏剧舞台上,以火热的情怀兑现着他对戏剧对自己的承诺,“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戏剧梦痴迷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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